本篇介绍了徐震原教授从十六岁考入交大到荣获全球水资源奖青年奖的二十年成长历程。从求学、科研、育人三个维度，展现徐教授在太阳能制冷、海水淡化等领域的多次学术转型与突破，深刻诠释了“源头活水”的精神内涵——既是对师承的感恩，也是对创新的坚持，更是对学术薪火相传的期许。

编者按：此专栏聚焦于交大毕业约十年校友的奋斗历程，他们或执教海外学府，或深耕国企研发，或创业初成。虽未至巅峰，却已在各领域奋力翱翔。通过他们的故事，搭建成长校友的桥梁，为在校学子点亮启迪之光，共探青年成长之路的韵律与斑斓，见证梦想启航的力量。

个人简介：徐震原，男，1990年生，籍贯河南唐河，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2010届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本科毕业生，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2015届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博士毕业生，现为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5年，拿到全球水资源奖青年奖那天，我没有欢呼，也没有发朋友圈。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那片蓝得透亮的天空，忽然想起2023年MIT年度研究新闻公布时的情形——我们的工作从众多成果中脱颖而出，位列第一。又想起2020年秋天那个深夜，实验室仪器低鸣，手机屏幕突然亮起，那是一封邮件：我们的海水淡化研究入选了MIT年度研究新闻，那是我第一次获此殊荣。

从2006年踏进交大校门，博士毕业后2016年远赴MIT做博士后，再到2025年获水资源国际奖项，这条路走了二十年。古人说“问渠那得清如许”，我想，源头活水，原来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流过石头，穿过黑夜，最后汇成此刻窗前的天光云影。

少年负笈入东川，香樟深处有源头

考交大的种子，是高一那年埋下的。学校贴出高考光荣榜，第一名考上了上海交大——后来我发现，我们竟然是同一天生日。在河南唐河那样的小县城，这个巧合足以让一个少年生出梦想：那个地方，也许我也该去。高中三年有波折，但高考我发挥出色，取得了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交大。

进交大那年我十六岁，不觉得自己比同学小，只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成绩没达到预期。问题出在心态上——花了太多时间骑车看校园，像误入桃花源的少年，忘了自己为何而来。第二学期收心，成绩就回来了。后来我常和学生开玩笑：交大太漂亮也是问题，容易让人分心。

大一暑假我没回家。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在英语——听老师说英语，只能抓住零星单词，场面尴尬。我找了个同学，每天去包玉刚图书馆，窗外是层层叠叠的香樟叶，窗内是一页页背诵的单词。那个暑假补上的不只是英语，还有一种认知：承认短板不难，难的是沉下心补齐，而交大提供了补齐短板的所有条件，只问你愿不愿意用。

大二那年，我参加本田节能车比赛，跟几个大三学长从零开始搭一辆车。有个学长动手能力极强，能把一堆零件变成能跑的车，花的钱只有赛场上隔壁同济队的七八分之一。他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那种把想法变成实物的能力，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工科的魅力不全在纸上，更在手里，在那一扳一拧之间的功夫。后来那辆车跑上F1赛道，引擎声响起的时候，我觉得做工程这件事，有意思。

大三选专业，王如竹老师来做学科介绍。他站在台上，把制冷专业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后来我选了这个专业，王老师也成了我的导师。本科四年，王如竹老师讲低温，吴静怡老师讲控制，陈江平老师讲空调。一群牛人在讲台上，把课讲得通透，让人无限向往。那些课让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一直往下走，走到心之所归的远方。

身边也一直有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有个室友来自交大附中，入学第一天就在阳台看德语语法。隔壁寝室有个班长，考完试后我们去K歌，早上回来碰见他去自习，后来他去宾州州立读博士，现在在央企做核能研究。考完了还不放松的人，我没见过几个。他们让我知道，优秀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日积月累、从不止步的坚持。

十六岁进交大，二十岁本科毕业。四年里，我在香樟道上骑过很多次车，在图书馆练过英语，在实验室搭过节能车，在教室里听过名师授课，也在身边人身上看到过优秀习惯。古人说“近朱者赤”，大抵就是这个意思。那四年打下的底子，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认知：在一个好地方，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

廿五学成初渡海，归来仍是少年心

大四那年，王如竹老师和吴静怡老师把制冷专业排名靠前的几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意思很明确：留下来读研。我本来就有这个打算，但也在纠结要不要申请出国。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当场就问：“是否有机会跟您读研？”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定了。有时候人生重大决定，就是在五分钟里做完的。

确定保研后，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普度大学的Eckhard Groll教授与他熟识，两边的联合毕业设计正好有个机会，几个保研的同学可以去学一个学期。那是我第一次被扔进全英语环境里硬着头皮交流。那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帮助，不是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虽然确实进步了——而是让我明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沉下心去适应，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0年，我开始跟着王如竹老师硕博连读。王老师给我的课题跟组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们大多研究固体工质，我做的是液体工质的热驱动制冷，是研究太阳热能怎么变成冷量。这个方向在组里没有太多积累，算是传统但被人遗忘的领域。王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让我去做，问题是实现起来太难了。

前两年并不顺利。跟我同级入学的同学有副导师带着，定期开组会，有人盯进度。我像一个人在荒野里走，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那段时间确实焦虑，但也逼着我做了一件事：大量查阅资料。常规文献看完了，就看美国发明专利，再看美国能源部早期的技术报告。看得越多越发现，这个方向其实有很多前人留下的线索，只是散落在不同地方没人串起来。在信息整合的基础上，也在王如竹老师和夏再忠老师的协助下，我们从理论上把问题解决了。

博士毕业那年我二十五岁，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继续做学术。我二十岁本科毕业，年龄比同龄人小几岁，有试错的余地。如果读完博士就找工作，总觉得有点浪费，但真要去做学术，又没那么笃定。纠结时王老师说，有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跟双良节能合作，方向跟你很对口，要不留下来做博士后？我犹豫过，但想着王老师安排的错不了，就留下了。

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读博期间MIT的Evelyn Wang教授曾来交大访问，参观了我们实验室并有些简单交流，王老师也借此机会帮我争取到了MIT博士后面试机会。Evelyn Wang那边正好有工业界项目需要人手，2016年我就去了MIT做博士后。由于研究方向跟之前完全不同，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前三到四个月压力巨大，我想的是：不能丢王老师的脸。硬着头皮啃下去，慢慢也就啃进去了。那段经历让我明白：研究方向是可以拓展的，只要底子打得够牢，换一个领域无非是多花点时间。

2017年我从MIT回国，2018年正式以教师身份入职上海交大。上学早是一回事，硕博连读也省了时间，但最关键的是，一路遇到的老师都愿意推我一把，他们在我人生的不同节点出现，把我往前推了一步又一步。

古人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放在科研里尤其贴切。你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也不知道哪次尝试会开花结果，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手头的事做好，把眼前的路走稳，日夜苦心钻研和反复实验终会给你一个“柳暗花明”的惊喜。走一步，再走一步，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走了这么远。

廿八归来再问渠，饮水思源又新泉

入职交大后，我很快就面临了转型，但这不是第一次。

博士期间我做热驱动制冷，方向传统，工业界已在用。沿着走也能发文章、申项目，但总觉得少了新意。大量阅读文献后，我注意到一个趋势：可再生能源利用离不开储能。电可储，热也可储，且储热比储电便宜得多——一块储能电池的钱够买好几台储热器。建筑用能中热能占一半，若用太阳能或低谷电配合储热，既省钱又环保，这个方向有搞头。

申请国自然青年基金时，我把题目从太阳能空调改成太阳能热存储。这个方向我毫无经验，但idea还算新颖，评审专家可能也觉得有意思，一次性通过。拿到基金那天我挺高兴，因为这证明：主动迈出一步，是有人认可的。后来博士后特别资助也拿到，算是给这个“小转型”盖了个章。

2016年去MIT做博士后，这回是被动转型。Evelyn Wang教授那边做的方向是冷凝传热，跟我之前做的热驱动制冷完全两码事。一个是大系统，一个是局部机理；一个是热力学，一个是传热传质。刚去的头三个月，我每天都处于一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的状态，MIT的咖啡也救不了我的焦虑。后来硬着头皮啃文献，找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角度，总算能交差了。

2018年回国入职交大，又迎来了第三次转型。那时王如竹老师受MIT那位Evelyn Wang教授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Omar Yaghi合作的启发，在做空气取水的基础研究：他们从沙漠空气中取淡水，听起来像科幻小说。团队里很多人做固体干燥剂，拓展到空气取水顺理成章，但我是做溶液的——溶液怎么从沙漠空气里取水？不太合适。我想来想去，决定做海水淡化。海水也是溶液，这我熟悉；也是从太阳能到水，跟空气取水算是“同门师兄弟”。技术路线可以互补，还能跟MIT那边延续合作。

2018年开始做，2020年发表，中间还把装置寄到MIT去做测量。文章发表后，MIT官网做了宣传，入选了当年MIT年度研究新闻。我挺意外，因为MIT那个团队之前也没入选过，算是帮他们实现了突破。后来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继续合作，2023年的工作又入选了MIT年度研究新闻，这次是第一名。Evelyn Wang从副教授做到系主任，2025年入选美国工程院院士，其中水资源方向的贡献不小，同年我也拿到了阿联酋全球水资源奖的青年奖。

这一路走来，如果用一个词总结，应该是“不断挑战自己”。博士阶段是王老师指了个大方向，我们自己找路；博士后阶段主动转型到热存储；在MIT时被动转型到冷凝传热；回国后又主动拓展到海水淡化。每一次转型，都是在熟悉的土壤里往外探一步——不能探太远，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找新问题，这样才能做到最好。

古人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是这样，学术也是这样。如果只守着一个方向做，活水会变成死水。现在海水淡化这个方向，我们解决的是离网海岛、无电地区的用水问题——大陆上的海水淡化已经被别人解决了，我们就做点别人没做的事。听起来也有点科幻，像袁隆平的海水稻，在海水里种出粮食。我们是从海水里取出淡水，给没电没基础设施的地方用。

这条路走了十几年，有顺的时候，也有苦的时候。王如竹老师带着我们做的空气取水，现在在中意楼旁边的小公园里展示，项目已经落地。2026年1月我们荣获第五届上海交大“十大科技进展”，评价是“兴趣驱动，落地成真”。我觉得这个评价挺贴切——兴趣是源头，落地是活水，一路流过来，就流到了今天。

百川归海传薪火，桃李无言蹊自成

跟王如竹老师读书这些年，我常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本科时看王老师是一种感觉。他站在台上，把低温专业讲得引人入胜，儒雅的气质加上好口才，对我们这群二十岁出头的学生来说，是那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的吸引。

读研之后，我才慢慢看清王老师的另一面——或者说，更本质的那一面。

我博士做的那个方向，他原来涉猎不多，但他说这个想法有意思，你去做。前两年没什么进展，他也不催，偶尔路过问一句，我说还在试，他说好，继续试。后来总算做出来了，他只说了一句：我就知道能行。后来我才明白，他那个“知道”，不是基于经验，而是基于对人的判断——他觉得你能行，就放手让你去试，试错了算他的，试成了算你的。

2017年，王老师带着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筹备成立一个做能源-水-空气交叉研究的创新小组。第一次开会，他说我们要发影响因子超过10的论文，一年五篇。我和小组其他几位老师对视一眼，觉得这个目标定得太高了——我们传统方向最好的期刊也就五六分。我们说，是不是一到三篇就够了？王老师说，目标调高一点，做不到没关系，但方向要对。

方向要对——这四个字，后来我才慢慢咂摸出分量。

他说，我们做科研，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能只想着发几篇文章评个职称。要站在更高的地方看问题：能源、水和空气，哪一个不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上海交大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靠的就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拿出让国际同行认可的成果。你发三四分的文章，别人不会高看你；你发10分以上的，别人开始留意你；你在顶刊上持续发声，在国际前沿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别人才会真正承认你，承认你背后的学校，承认这个国家。

后来回头看，他当年那个“高目标”，其实是一种战略——先用高标准逼你往前走，等你走过去了，自然就站在了更高的平台上。再后来，基金委改革，评项目看五篇代表作，不看数量；那些年攒下的“高分论文”，一下子成了硬通货。我们几个私下聊天，都觉得王老师那“一年五篇”的目标，当时觉得是压力，后来发现是远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教会我的是：科研的路，要往宽处走，更要往高处走。宽处是视野，高处是标准。只有站在造福人类的高度去选题，用国际一流的标准去要求，才能真正做出让人尊重的学问。上海交大要成为世界一流，说到底，就是要有这样一批人，在这样的方向上，做出这样的成果。

上周我作为班主任组织机动学院钱学森班的班会，看着台下二十岁出头的眼睛，想起十六岁那年骑车在交大校园里转的自己。现在我站在讲台上，成了那个为学生打开窗的人。办暑期学校、请学长分享、劝学生别只盯着保研——我做这些，是因为自己当年受益于别人打开的窗。

二十年，活水从思源湖流到MIT，又流回交大。流过太阳能空调、热存储、冷凝传热、海水淡化，流过博士、博后、教师、班主任，流过一个人，流向一群人。我希望学生走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再带着活水回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的是学问，活的是眼界，源头在老师手里，也在学生心里。

原文链接：梦启交大 | 徐震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